翻譯社-翻譯專家們淺析翻譯技巧－人生就是比當歸長一點

翻譯技巧，顧名思義，是翻譯實踐者經過長期的經驗積累總結出的具體翻譯方法。翻譯社在這方面，中國傳統譯論所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不外乎是對其進行了梳理，歸類和概括，具體地講就是體現在陸殿楊、張培基以及馮慶華等總結的前述諸如轉譯法、合譯法、翻譯社分譯法、正反譯法、褒貶譯法等在內種種翻譯技巧上。如何去評價這種研究呢？我們認為，要認識這類研究的作用，首先得弄清翻譯技巧的作用。必須承認，翻譯技巧在指導翻譯實踐尤其在指導初譯者和翻譯實踐教學中確實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翻譯社也就是講，它的作用是直接與實踐，具體地講與翻譯操作相聯繫。所以，從理論的角度看，翻譯技巧研究屬於應用翻譯理論範疇，是應用理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翻譯社而翻譯的應用理論又與翻譯純理論一道共同構築了翻譯理論研究的全部。另一方面，毋庸諱言，由於傳統譯論對這些翻譯技巧、方法的總結和歸納，基本上是建立在源語與目的語兩種語言間的形式對比基礎上的，翻譯社因此翻譯實踐中，要使用這些技巧必然要開展對兩種語言形式的對比分析，這無疑會助長譯者（尤其是初譯者）對原文形式的依賴性，結果勢必不僅妨礙了意義的表達，同時由於譯文拘囿於原文的語言形式而往往帶有“翻譯腔”（參見：譚業升，2001），翻譯社從而難以實現傳統譯論所特別強調、看重的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並不利於翻譯者水平的提高。

眾所周知，翻譯的中心是意義。在翻譯過程中，也即傳遞意義過程中，翻譯社一般的譯者只會注意句子和語篇的主要意思，然後考慮這種意思按目的語習慣該如何表達。至於詞性、詞序與原文是否一致，句子長短或語序如何調整，以及添加或刪減哪些詞語等，根本不會考慮。翻譯社比如講，有這樣一本論及翻譯技巧的書——《譯藝譚》，在該書的112頁專門論述了“同義反譯法”這一翻譯技巧時，舉了這樣幾個例子：

Only three customers remained in the bar.
酒吧里只有三個顧客還沒有走。（不譯：“還留著”或“還呆在那裡” ）

Wait, he is serious.
等等，翻譯社他不是說著玩的。（不譯：“等等，他是認真的” ）

Now, Clara, be firm with the boy!
聽我說，克拉拉，翻譯社對孩子可不能心軟。（不譯：“對孩子要堅定” ）

但據馬紅軍（2000），這幾個句子完全就沒必要採取作者標榜的“同義反譯法” 。反之，譯為：

酒吧里只剩下三個客人。
當心，他可是認真的。
以我說，克拉拉，翻譯社對孩子就得嚴格。

不僅同樣正確，而且與原文更吻合。

所以，董樂山先生在他為張今先生的專著《文學翻譯原理》一書作序中，翻譯社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時下坊間有關翻譯理論或技巧之類的書固多，但出諸像張今同志那樣有多年實踐經驗之手的卻甚少。它們多半是教科書式的東西，或者引經據典，或者羅列名目，看來洋洋大觀，但很少有'切膚之痛'的經驗，有的卻是'隔靴搔癢'的空話，因此讀來使人覺得滿不是那麼回事”（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話無疑是正確的，儘管會使一些此類書的作者感到不快，因為根本上講來，翻譯社翻譯中本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技巧。對這一點，早在1922年矛盾先生就已指出：“翻譯本來全隨譯者手段的高低而分優劣，什麼方法，什麼原則，都是無用的廢話；而且即使有了，在低手段的譯者是知而不能，翻譯社在天才的譯者反成了桎梏。”（《翻譯論集》，第348頁）

當然，筆者引述此話並不是宣揚技巧無用論。如前所述，翻譯社作為譯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譯技巧在應用性翻譯理論中自有其應得位置。同時，就其應用價值而言，它對翻譯實踐者，尤其是初學翻譯的人而言，確有一定的用處，可幫助他們少走一些彎路。翻譯社但是我們所要警惕、反對的是對翻譯技巧的盲目崇信，對其作用過分誇大，把對翻譯技巧的探索看作了譯學探討的全部。筆者這樣說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客觀存在。它不僅表現在，翻譯社如前所述，翻譯研究在我國傳統譯論者的眼中除了翻譯技巧和翻譯標準這樣兩個問題以外，似乎就沒有其它問題可談或值得探索，而且，隨著近年中國譯界開始較多關注包括翻譯學的構建等命題在內的翻譯純理論研究，對翻譯技巧的探索不再如往日紅火和執著時，翻譯社譯界就有人出來大聲吶喊，呼籲加大對翻譯的微技巧研究----“要挖掘出更多的微技巧” ，並把微技巧的作用提高到“能為客觀理論發展奠定基礎” ，而譯學研究“ 翻譯社如果沒有微觀分析作基礎，理論往往會流於空泛” （王大偉，同上）這樣的至上至尊。似乎抓住了微技巧研究，就抓住了“牛鼻子” ，“綱舉目張” ，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就能突破困境，開拓出全新的局面。

對於翻譯技巧的研究，當然可以繼續進行翻譯社，但思路一定要開闊，再也不能局限於語言形式間的機械轉換和對應。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文化的交際活動，絕不僅僅是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機械轉換，翻譯操作注定是一種在各種語言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折中，受諸如翻譯目的、譯文對象、語篇類型、譯文接受環境等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並具體體現在譯者的翻譯策略選擇上，並最終以譯文語言的體貌特徵表現出來。也就是說，翻譯社翻譯技巧往往是和文化因素密切聯繫的，離開了文化研究，對某個譯者為什麼在某個歷史時間採用某種具體的翻譯技巧是無法得出滿意的解答的。翻譯社故而，對翻譯技巧的研究，其重點，應放在製約其“使用的條件上，這也是今後翻譯理論體系建設的重要課題之一” 。（林璋，1999）（）

顯而易見，我們這裡所講的探索制約翻譯技巧的翻譯社使用因素和條件並不囿於語言的層面，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王大偉先生（2001）的見解有所不同。雖然王先生也正確地指出了探討翻譯技巧的使用條件是今後這方面研究的方向，但從給出的例證來看，他似乎是把視野局限於語言這個單一層面。如，在探討漢譯英時何時使用前置定語，何時使用後置定語這個微觀問題時，他從語言的形式表徵上著眼，認為製約定語前置或後置的條件就是定語的個數，即，如短翻譯社語定語個數少（1至2個），往往前置；短語數量大（大於3），可前後分別安置以求平衡。”（王大偉，同上）

但是，由於在包括翻譯目的和譯文接受環境等因素在內的方方面面的千翻譯社差萬別，翻譯時，譯者到底使用何種方法或技巧，絕非僅從靜態的兩種語言的形式特徵及分析對比的單一緯度所決定或解釋得清楚的。比如，在各種翻譯技巧介紹中，有一項關於增譯和刪譯的運用，可是實際操作中對於何時該增，何時得刪，多數情況下是無法僅從源語與譯入語的形式表徵的角度找到答案的。例如，傅東華在《飄》的譯序中稱：對於原文中“一些冗長的描寫和心理分析，覺得他跟情節發展沒有多翻譯社大關係，而且要使讀者厭倦的，那我就老實不客氣地將它整段刪節了。”對此，王東風（1998）解釋道：這種心理分析和冗長的描寫不符合譯文讀者的審美期待。譯者要考慮譯文讀者的反應，而刪除它就可以避免照本宣科式地翻譯所帶來的負面審美反應。顯然，此種情形下，譯文對原文這段文字的刪減處理是無法從立足於語言形式對比基礎上歸納、抽像出的翻譯技巧中的略譯法翻譯社解釋得清的。同理，對於Your invention is fantastic, you should send it to Munich這句話的漢譯，單從語言轉換的層面，將之譯為：“你的發明真奇妙，你應該把它送到慕尼黑去”可以說忠實地再現了原文，但是考慮到譯語讀者對源語文化的空缺，為避免交際中因此而造成的障礙，往往得加詞，譯為：“你的發明真奇妙，你應該把它送到在慕尼黑的德國專刊局” 。這裡加進“德國專刊局”顯然也無法從英漢兩種語言形式對比的角度自圓翻譯社其說，而必須從譯語文化環境、譯文讀者的認知背景等角度予以解釋。

所以，我們認為中國傳統譯學研究，一方面實用主義當頭，並在這一思翻譯社想的指導下投入幾乎全部的精力挖掘出為數可觀的微技巧，希翼指導實踐，能對譯者的實際翻譯水平之提高起到立竿見影的功效；但另一方面，由於局限於源語與譯入語間的形式對比，翻譯社疏於對技巧使用環境及條件的探索和描寫，而缺乏操作性。這，筆者認為既是我國傳統譯論在翻譯技巧研究上存在的嚴重缺陷，同時也是眼下和將來從事這方面研究取得突破的切入點。